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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世民的改革措施具体是什么?

发布时间:2019-08-15 03:43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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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,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,新设弘文馆,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。李世民知人善任,用人唯贤,不问出身,初期延揽房玄龄、杜如晦,后期任用长孙无忌、杨师道、褚遂良等,皆为忠直廉洁之士;其他如李勣、李靖等,亦为一代名将。

  此外,李世民亦不计前嫌,重用建成旧部魏徵、王圭,降将尉迟恭、秦琼等,人才济济。又命高士廉、令狐德棻等人重修《氏族志》,着重立德﹑立言﹑立功,以功臣代替世胄。

  又通过科举,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,用科举代替门第。从而,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,为政坛带来新气象。此外,更接纳封德彝之议,命宗室出任官吏,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。

  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。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,特设政事堂,以利合议问政,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;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,分全国为十个监区(道)。此外,行府兵制,寓兵于农;均田制、租庸调制、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。

 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,即位后尽力求言,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,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。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,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,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、下不了台的状况。

  又如王圭、马周、孙伏伽、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。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,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,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,但是大致上仍克制、保有纳言的风范。

 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,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,耕作有时,促进了经济的发展。重视农业,减轻农民赋税劳役。“戒奢从简”,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;革除“民少吏多”的弊政,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。

 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,不但不歧视,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,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。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,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,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。

  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,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。除了沿海的交州、广州、明州、福州外,还有内陆的洪州(江西南昌)、扬州、益州(成都)和西北的沙州、凉州。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。

  自汉开辟的“丝绸之路”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,唐朝疆域辽阔,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,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(今属哈萨克斯坦)。

  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,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,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,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。

  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(628年6月3日),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,归降唐朝,唐朝统一全国。

  贞观四年(630年),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,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。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,灭亡东突厥,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“天可汗”。

  平定突厥之后,太宗继续经营西域,先后多次用兵。贞观八年(634年),吐谷浑寇边,太宗派李靖、侯君集、王道宗等出击,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,后为国人所杀,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。

  贞观十三年(639年),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,遂命侯君集、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。次年,麴文泰病死,其子麴智盛继位,投降唐朝。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,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。

  贞观十九年(645年)二月,唐太宗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,亲率六军,从洛阳北进,率兵攻打高句丽。唐军取得多次大胜,最终因为当地变冷早、草枯水冻、士马难以久留、而且粮食将尽,所以班师还朝。

  李世民是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起家的,认识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国君的命运。为了避免重蹈覆辙,他从贞观初年就开始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。李世民引古人的话说:“舟所以比人君,水所以比黎庶。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”(《贞观政要论教戒太子诸王》)“国以民为本”,民心向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。为了做到“安人宁国”,必须删削繁苛,先存百姓,“安诸黎庶”,使其“各有生业”。李世民实行了“省徭赋”,“务积于人”的政策,尽量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,让老百姓能生存下去。他说:“治国犹如栽树,本根不摇,则枝叶茂荣。君能清净,百姓何得不安乐乎!”(《贞观政要政体》)只有“徭役不兴,年谷丰稔”,百姓才能安乐,国家才有安宁的基础。他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,“徒益其奢侈”,乃是危亡之本。为此,他于贞观之初,采取一系列厉行节约、限制奢侈的措施,如停止诸方进贡珍贵异品,限制营造宫室,破除厚葬的陈规旧俗,规定葬制一律从简,如有违反,依法问罪。在他的影响下,当时有许多重臣,一般也都崇尚俭约的生活和简肃的作风。与此同时,李世民也比较体察民间疾苦,并采取一些相应的“恤民”措施。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他“安人宁国”这一治国的总的指导思想。

  李世民的所作所为,在这方面比历代帝王有着较突出和罕见的才华和创举。他强调“为政之要,惟在得人,用非其才,必难致治。今所任用,必须以德行、学识为本。”(《贞观政要崇儒学》)他确实能够“拔人物则不私于党,负志业则咸尽其才。”(《旧唐书太宗纪》)早在统一战争时,他就重视人才的搜罗,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,房玄龄就“先收人物,致以幕府。及其谋臣猛将,皆与之潜相申结,各尽其死力”。(《旧唐书房玄龄传》)武德四年(公元621),尚为秦王的李世民,“以海内浸平,乃开馆于宫西,延四方文学之士”,如杜如晦、房玄龄等,“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,分为三番,更日直宿,供给珍膳,恩礼优厚。世民朝谒公事之暇,辄至馆中,引诸学士讨论文籍,或夜分乃寝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89,武德四年十月)。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,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长孙无忌等,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、王 、韦挺等;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、戴胄、张玄素等,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李 、秦叔宝、程知节等;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等,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、张亮、马周、刘洎等;此外,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契 何力、阿史那社尔等。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,不分亲疏,不避仇嫌,不论前后,任人唯贤,只要确有才能,忠诚于唐,都能委以重任。为了选拔人才,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,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,以网罗人才,扩大统治基础。据史料记载,李世民“尝私幸端门,见新进士缀进而出,喜曰:‘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’……故有诗云:太宗皇帝真长策,赚得英雄尽白头。”(《唐摭言述进士上》)李世民还比较知人善任,了解臣僚的长处和弱点,能够扬长避短,使其各得其所,各尽其才。如对房玄龄、杜如晦的任用就说明这点。他“每与房玄龄谋事,必曰:‘非如晦不能决。’及如晦至,卒用玄龄之策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93,贞观三年三月)因此李世民任命他俩为尚书仆射(即丞相),共掌朝政,发挥个人的长处,集中大家的智慧,使事情办得更好一点。李世民还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,特别是地方官吏更是他经常注意的。他曾说:“朕思天下事,丙夜不安枕,永惟治人之本,莫重刺史,故录姓名于屏风,卧兴对之,得才否状,辄疏之下方,以拟废置。”(《书循吏传》)李世民还规定,凡是县令都要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吏保举,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。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:“古人云,王者须为官择人,不可造次即用。朕今行一事,则为天下所观;出一言,则为天下所听。用得正人,为善者皆劝;误用恶人,不善者竞进。赏当其劳,无功者自退;罚当其罪,为恶者戒惧。故赏罚不可轻行,用人弥须慎择。”(《贞观政要择官》)

  李世民深知,治国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,没有忠臣贤吏辅佐,不可能求得身安国宁。因此,他重视“纳谏”、“纳贤”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。他非常赞同魏征“兼听则明,偏听则暗”的意见,懂得“明主思短而益善,暗主护短而永愚”(《贞观政要求谏》)的道理。他说:“人欲自照,必须明镜;主欲知过,必藉忠臣。主若自贤,臣不匡正,欲不危败,岂可得乎?”“人君必须忠臣辅弼,乃得身安国宁。”(《贞观政要求谏》)所以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为戒,特别强调要求臣僚进谏。他曾多次说过:“朕每思之,若欲君臣长久,国无危败,君有违失,臣须极言。”(《贞观政要行幸》)“今天下安危,系之于朕。……然耳目股肱,寄于卿辈,即义均一体,宜协力同心,事有不妥,可极言无隐。傥君臣相疑,不能各尽肝膈,实为国之大害也。”“公等但能正词直谏,裨益政教,终不以犯颜忤旨,妄有诛责。朕比来临朝断决,亦有乖于律令者。公等以为小事,遂不执言。凡大事皆起于小事,小事不论,大事又将不可救,社稷倾危,莫不由此。”(《贞观政要政体》)李世民在贞观前期基本上能够言行一致。在他的倡导下,贞观前期进谏和纳谏蔚然成风。如魏征谏止封禅,张玄素谏止修洛阳宫,戴胄谏设义仓,李百药等谏止裂土分封等,均被采纳。在纳贤和纳谏方面,李世民同魏征的关系堪称典型。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,曾建议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。玄武门之变后,李世民召见魏征,责问他:“汝何为离间我兄弟?”魏征面无惧色,举止自若,回答说:“先太子早从征言,必无今日之祸。”李世民并未发怒治罪,却“改容礼之,引为詹事主簿”。原因就是他“素重其才”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191,武德九年六月)他曾评价魏征及他同魏征的关系说:“魏征往者实我所仇,但其尽心所事,有足嘉者。朕能擢而用之,何惭古烈?征每犯颜切谏,不许我为非,我所以重之也。”如一次魏征对李世民说:“人言陛下欲幸南山,外皆严装已毕,而竟不行,何也?”唐太宗笑而答道:“初实有此心,畏卿嗔,故中缀耳。”又有一次,李世民“得佳鹞,自臂之,望见征来,匿怀中;征奏事固久不已,鹞竟死怀中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93,贞观二年十月)李世民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,一次罢朝回宫,怒气冲冲地说:“会须杀此田舍翁”。长孙皇后问要杀谁?李世民说,杀魏征!因为他“每廷辱我”。长孙皇后退回后宫,穿上礼服再来见李世民。他惊问其故,长孙皇后说:“妾闻主明臣直;今魏征直,由陛下之明故也,妾敢不贺!”这一番恭维话,使李世民转怒为喜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194,贞观六年三月)总之,李世民“自比于金”,而以魏征“为良工”。魏征也“喜逢知己之主,竭其力用”。仅贞观初年,魏征即谏奏二百余事,都被李世民所采纳。所以,李世民说:“贞观以前,从我平定天下,周旋艰险,玄龄之功无所与让。贞观之后,尽心于我,献纳忠傥,安国利人,成为今日之功业,为天下所称者,惟魏征而已。”当魏征死后,李世民“亲临恸哭”,并对侍臣说:“夫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镜,以防己过。今魏征殂逝,遂亡一镜矣!”(《贞观政要纳贤》)

  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,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。他说:“国家法令,惟须简约,不可一罪作数种条。格式既多,官人不能尽记,更生奸诈。”(《贞观政要赦令》)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,而且应当去重而轻,即“死者不可再生,用法务在宽简”。(《贞观政要刑法》)他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,要力求稳定,不可“数变”,“不可轻出诏令”。“诏令格式,若不常定,则人心多惑,奸诈益生”,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,应持慎重态度,不能朝令夕改,轻易变更法度。在这个思想指导下,李世民即位后,就令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《武德律》,并于贞观十一年颁布了《贞观律》,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、格、式作为律的补充。共“立律五百条,立刑名二十等,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,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,凡削烦去蠹,变重为轻者,不可胜纪”。(《资治通鉴唐纪十》)尤其对死刑一再从轻。开初曾“议绞刑之属五十条,免死罪,断其右趾”,后来又把断趾法改为流刑,并删去“兄弟连坐惧死”之法。这样一来,比以前的死刑规定,几乎减少一半。总之,从立法的基本倾向看,是务求宽平,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隋末法律过于苛刻的弊病,这对于减轻劳动人民遭受司法的痛苦,毕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,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也有直接影响。“贞观之治”是法制得到了较好贯彻执行的时代。这个局面的形成和李世民“守文定罪”,“恤刑慎杀”的法制思想分不开。他说:“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,国祚延长,任法御人者,虽救弊于一时,败亡亦促”,“为国之道,必须抚之以仁义??自然安静”。(《贞观政要仁义》)单靠严刑峻法,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只有兴仁义之政,力求恤刑慎杀,才能使老百姓渐知廉耻,官民奉法,盗贼日渐减少。对于执法官吏来说,重要的问题在于严格依法办事。能否依照律令断案,决不是件小事,它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。李世民对侍臣们说:“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,公辈以为小事,不复执奏。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,此乃危亡之端也。”(《资治通鉴唐纪十》)他鼓励臣下对皇帝不守律令的做法要敢于直谏,不应等闲视之。只有君臣上下都能据律断罪,方可做到“庶免冤滥”。所以,李世民比较能够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和相对独立性,即使有损于自己的权威也在所不惜。如有一次“大开选举”,他下令“诈伪阶资”者自首,否则处死。后查出诈伪者,大理少卿戴胄“据法断流”。李世民认为,这是使自己失信。戴胄说:“法者,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;言者,当时喜怒之所发耳。陛下发一朝之忿,而许杀之,既知不可,而置之以法,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。”李世民听后收回成命,并说:“朕法有所失,卿能正之,朕复有何忧也?”(《贞观政要公平》)

  李世民认识到,“国以人为本,人以衣食为本,凡营衣食,以不失时本。夫不失时者,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。”“国以民为本,人以食为命,若禾黍不登,则兆庶非国家所有。”(《贞观政要务农》)所以,他从“国以民为本”的思想出发,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,采取了“以农为本”、“不夺农时”、“与民休息”、“轻徭薄赋”的政策。李世民为了“不夺农时”,在赋役征收方面,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调制,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;为了鼓励垦荒,规定归来的流亡农民可以减免赋役,设置义仓,对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粮食救济;为了促进人口的增殖和劳动力的增加,规定青年男女需适时婚配,鼓励寡妇再嫁,释放宫女自由成家,用“御府金宝”赎回农民因灾荒卖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夺去的人口;为了发展生产,修复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。所有这些,都对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  此外,在军事、外交、民族关系,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都有很多建树,唐朝为当时世界上众目所瞩、人心所向的强大帝国。当然,李世民是封建帝王,不可避免的有他的局限和缺陷,本文不是全面评价李世民,只是记述“贞观之治”可资后世借鉴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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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世民是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起家的,认识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国君的命运。为了避免重蹈覆辙,他从贞观初年就开始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。李世民引古人的话说:“舟所以比人君,水所以比黎庶。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”(《贞观政要论教戒太子诸王》)“国以民为本”,民心向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。为了做到“安人宁国”,必须删削繁苛,先存百姓,“安诸黎庶”,使其“各有生业”。李世民实行了“省徭赋”,“务积于人”的政策,尽量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,让老百姓能生存下去。他说:“治国犹如栽树,本根不摇,则枝叶茂荣。君能清净,百姓何得不安乐乎!”(《贞观政要政体》)只有“徭役不兴,年谷丰稔”,百姓才能安乐,国家才有安宁的基础。他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,“徒益其奢侈”,乃是危亡之本。为此,他于贞观之初,采取一系列厉行节约、限制奢侈的措施,如停止诸方进贡珍贵异品,限制营造宫室,破除厚葬的陈规旧俗,规定葬制一律从简,如有违反,依法问罪。在他的影响下,当时有许多重臣,一般也都崇尚俭约的生活和简肃的作风。与此同时,李世民也比较体察民间疾苦,并采取一些相应的“恤民”措施。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他“安人宁国”这一治国的总的指导思想。

  李世民的所作所为,在这方面比历代帝王有着较突出和罕见的才华和创举。他强调“为政之要,惟在得人,用非其才,必难致治。今所任用,必须以德行、学识为本。”(《贞观政要崇儒学》)他确实能够“拔人物则不私于党,负志业则咸尽其才。”(《旧唐书太宗纪》)早在统一战争时,他就重视人才的搜罗,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,房玄龄就“先收人物,致以幕府。及其谋臣猛将,皆与之潜相申结,各尽其死力”。(《旧唐书房玄龄传》)武德四年(公元621),尚为秦王的李世民,“以海内浸平,乃开馆于宫西,延四方文学之士”,如杜如晦、房玄龄等,“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,分为三番,更日直宿,供给珍膳,恩礼优厚。世民朝谒公事之暇,辄至馆中,引诸学士讨论文籍,或夜分乃寝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89,武德四年十月)。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,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长孙无忌等,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、王 、韦挺等;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、戴胄、张玄素等,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李 、秦叔宝、程知节等;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等,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、张亮、马周、刘洎等;此外,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契 何力、阿史那社尔等。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,不分亲疏,不避仇嫌,不论前后,任人唯贤,只要确有才能,忠诚于唐,都能委以重任。为了选拔人才,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,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,以网罗人才,扩大统治基础。据史料记载,李世民“尝私幸端门,见新进士缀进而出,喜曰:‘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’……故有诗云:太宗皇帝真长策,赚得英雄尽白头。”(《唐摭言述进士上》)李世民还比较知人善任,了解臣僚的长处和弱点,能够扬长避短,使其各得其所,各尽其才。如对房玄龄、杜如晦的任用就说明这点。他“每与房玄龄谋事,必曰:‘非如晦不能决。’及如晦至,卒用玄龄之策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93,贞观三年三月)因此李世民任命他俩为尚书仆射(即丞相),共掌朝政,发挥个人的长处,集中大家的智慧,使事情办得更好一点。李世民还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,特别是地方官吏更是他经常注意的。他曾说:“朕思天下事,丙夜不安枕,永惟治人之本,莫重刺史,故录姓名于屏风,卧兴对之,得才否状,辄疏之下方,以拟废置。”(《书循吏传》)李世民还规定,凡是县令都要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吏保举,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。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:“古人云,王者须为官择人,不可造次即用。朕今行一事,则为天下所观;出一言,则为天下所听。用得正人,为善者皆劝;误用恶人,不善者竞进。赏当其劳,无功者自退;罚当其罪,为恶者戒惧。故赏罚不可轻行,用人弥须慎择。”(《贞观政要择官》)

  李世民深知,治国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,没有忠臣贤吏辅佐,不可能求得身安国宁。因此,他重视“纳谏”、“纳贤”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。他非常赞同魏征“兼听则明,偏听则暗”的意见,懂得“明主思短而益善,暗主护短而永愚”(《贞观政要求谏》)的道理。他说:“人欲自照,必须明镜;主欲知过,必藉忠臣。主若自贤,臣不匡正,欲不危败,岂可得乎?”“人君必须忠臣辅弼,乃得身安国宁。”(《贞观政要求谏》)所以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为戒,特别强调要求臣僚进谏。他曾多次说过:“朕每思之,若欲君臣长久,国无危败,君有违失,臣须极言。”(《贞观政要行幸》)“今天下安危,系之于朕。……然耳目股肱,寄于卿辈,即义均一体,宜协力同心,事有不妥,可极言无隐。傥君臣相疑,不能各尽肝膈,实为国之大害也。”“公等但能正词直谏,裨益政教,终不以犯颜忤旨,妄有诛责。朕比来临朝断决,亦有乖于律令者。公等以为小事,遂不执言。凡大事皆起于小事,小事不论,大事又将不可救,社稷倾危,莫不由此。”(《贞观政要政体》)李世民在贞观前期基本上能够言行一致。在他的倡导下,贞观前期进谏和纳谏蔚然成风。如魏征谏止封禅,张玄素谏止修洛阳宫,戴胄谏设义仓,李百药等谏止裂土分封等,均被采纳。在纳贤和纳谏方面,李世民同魏征的关系堪称典型。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,曾建议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。玄武门之变后,李世民召见魏征,责问他:“汝何为离间我兄弟?”魏征面无惧色,举止自若,回答说:“先太子早从征言,必无今日之祸。”李世民并未发怒治罪,却“改容礼之,引为詹事主簿”。原因就是他“素重其才”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191,武德九年六月)他曾评价魏征及他同魏征的关系说:“魏征往者实我所仇,但其尽心所事,有足嘉者。朕能擢而用之,何惭古烈?征每犯颜切谏,不许我为非,我所以重之也。”如一次魏征对李世民说:“人言陛下欲幸南山,外皆严装已毕,而竟不行,何也?”唐太宗笑而答道:“初实有此心,畏卿嗔,故中缀耳。”又有一次,李世民“得佳鹞,自臂之,望见征来,匿怀中;征奏事固久不已,鹞竟死怀中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93,贞观二年十月)李世民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,一次罢朝回宫,怒气冲冲地说:“会须杀此田舍翁”。长孙皇后问要杀谁?李世民说,杀魏征!因为他“每廷辱我”。长孙皇后退回后宫,穿上礼服再来见李世民。他惊问其故,长孙皇后说:“妾闻主明臣直;今魏征直,由陛下之明故也,妾敢不贺!”这一番恭维话,使李世民转怒为喜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194,贞观六年三月)总之,李世民“自比于金”,而以魏征“为良工”。魏征也“喜逢知己之主,竭其力用”。仅贞观初年,魏征即谏奏二百余事,都被李世民所采纳。所以,李世民说:“贞观以前,从我平定天下,周旋艰险,玄龄之功无所与让。贞观之后,尽心于我,献纳忠傥,安国利人,成为今日之功业,为天下所称者,惟魏征而已。”当魏征死后,李世民“亲临恸哭”,并对侍臣说:“夫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镜,以防己过。今魏征殂逝,遂亡一镜矣!”(《贞观政要纳贤》)

  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,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。他说:“国家法令,惟须简约,不可一罪作数种条。格式既多,官人不能尽记,更生奸诈。”(《贞观政要赦令》)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,而且应当去重而轻,即“死者不可再生,用法务在宽简”。(《贞观政要刑法》)他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,要力求稳定,不可“数变”,“不可轻出诏令”。“诏令格式,若不常定,则人心多惑,奸诈益生”,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,应持慎重态度,不能朝令夕改,轻易变更法度。在这个思想指导下,李世民即位后,就令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《武德律》,并于贞观十一年颁布了《贞观律》,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、格、式作为律的补充。共“立律五百条,立刑名二十等,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,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,凡削烦去蠹,变重为轻者,不可胜纪”。(《资治通鉴唐纪十》)尤其对死刑一再从轻。开初曾“议绞刑之属五十条,免死罪,断其右趾”,后来又把断趾法改为流刑,并删去“兄弟连坐惧死”之法。这样一来,比以前的死刑规定,几乎减少一半。总之,从立法的基本倾向看,是务求宽平,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隋末法律过于苛刻的弊病,这对于减轻劳动人民遭受司法的痛苦,毕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,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也有直接影响。“贞观之治”是法制得到了较好贯彻执行的时代。这个局面的形成和李世民“守文定罪”,“恤刑慎杀”的法制思想分不开。他说:“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,国祚延长,任法御人者,虽救弊于一时,败亡亦促”,“为国之道,必须抚之以仁义??自然安静”。(《贞观政要仁义》)单靠严刑峻法,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只有兴仁义之政,力求恤刑慎杀,才能使老百姓渐知廉耻,官民奉法,盗贼日渐减少。对于执法官吏来说,重要的问题在于严格依法办事。能否依照律令断案,决不是件小事,它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。李世民对侍臣们说:“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,公辈以为小事,不复执奏。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,此乃危亡之端也。”(《资治通鉴唐纪十》)他鼓励臣下对皇帝不守律令的做法要敢于直谏,不应等闲视之。只有君臣上下都能据律断罪,方可做到“庶免冤滥”。所以,李世民比较能够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和相对独立性,即使有损于自己的权威也在所不惜。如有一次“大开选举”,他下令“诈伪阶资”者自首,否则处死。后查出诈伪者,大理少卿戴胄“据法断流”。李世民认为,这是使自己失信。戴胄说:“法者,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;言者,当时喜怒之所发耳。陛下发一朝之忿,而许杀之,既知不可,而置之以法,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。”李世民听后收回成命,并说:“朕法有所失,卿能正之,朕复有何忧也?”(《贞观政要公平》)

  李世民认识到,“国以人为本,人以衣食为本,凡营衣食,以不失时本。夫不失时者,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。”“国以民为本,人以食为命,若禾黍不登,则兆庶非国家所有。”(《贞观政要务农》)所以,他从“国以民为本”的思想出发,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,采取了“以农为本”、“不夺农时”、“与民休息”、“轻徭薄赋”的政策。李世民为了“不夺农时”,在赋役征收方面,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调制,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;为了鼓励垦荒,规定归来的流亡农民可以减免赋役,设置义仓,对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粮食救济;为了促进人口的增殖和劳动力的增加,规定青年男女需适时婚配,鼓励寡妇再嫁,释放宫女自由成家,用“御府金宝”赎回农民因灾荒卖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夺去的人口;为了发展生产,修复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。所有这些,都对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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